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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初、中期湘鄂闽均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 清代初、中期，"丝绸之路"衰弱，"中俄茶叶之路"兴起。中俄茶叶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南起江南（湘、鄂、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并延伸至欧洲腹地。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 "中俄茶叶之路"上，中国境内的商人主要是山西人（俗称"晋商"），俄国境内的主要是俄罗斯人。茶路遥远，数万骆驼和马匹穿梭运输，车水马龙，驼铃马啸之声，飘散旷野，数十里可闻。 清代武夷山衷干的《茶事杂咏》载： 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 在福建武夷山茶红火的同时，湖南省临湘市、安化县和湖北省赤壁市（此处采用现今地名）的黑茶戴着"两湖茶"的桂冠，踏上了万里茶路。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政府和私商组织商队，从张家口、外蒙古等地采买我国的茶叶运回供民众食用，但须有护照，而且清政府对入境人数及出境茶叶数量均有限制，所以贸易有限。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互市界约》签订后，中俄双方茶叶贸易地点迁至俄属恰克图，一地两城，俄方称恰克图，中方称"买卖城"。 清代湖北蒲圻刊刻的叶瑞庭《莼浦随笔》载： 据清道光元年（1821）的《蒲圻县志》，清嘉庆年间周顺侗《莼川竹枝词》云： 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 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 作者自注：每岁西客（指山西茶商）至羊楼司(在临湘境内)、羊楼洞买茶，其砖茶以白纸缄封，外贴红签。 湖南临湘与湖北的羊楼洞系山水、屋宇、田土紧连在一起的黑茶产区，此前两地早有茶叶外销，皆为散装，体积庞大，运输不便。清康熙年间起，开始压制砖茶,其砖方形，故称"方砖"，即现在的青砖，呈方形块状，大小规格多种，每块重量1至6斤不等，每箱（或每篓）装的块数也不同，分二四、二七、三六、三九、四八、六四等六种装箱。据载，清道光十八年临湘县（1839）销往国内西北各地及俄国的茶叶总量达3600吨。 时至清代后期，即咸丰初年（1851）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迅速收缩，最迟在1853年武夷山茶路完全中断。晋商在国际贸易中诚实守信，为兑现订单，改为采购"两湖茶"。 2003年刊于《寻根》杂志第四期的刘晓航《汉口与中俄茶叶之路》一文有其准确而详细的记述： 最初，晋商主要采买浙江和福建的茶叶。清咸丰年间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茶商们改采"两湖茶"，以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为主，就地加工成砖茶。茶砖先集中到汉口，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由旅蒙茶商改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彼得堡与莫斯科。 中俄茶叶之路"起点的收缩有以下4个原因，"两湖茶"勃兴有其中3个原因（3.1-3.3）， "外商排挤"对"两湖茶"的发展同样带来阴影。 3.1战争影响 清咸丰初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福建武夷山茶路，因太平天国运动而受阻，而聂家市茶路更好；咸丰八年（1858），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与聂家市一水相通的汉口，被增为通商口岸，俄、英、美、法等国相继在汉口设立洋行，争相收购"两湖茶"，"两湖茶"迅速兴旺。机灵的晋商，面对市场形势的的重大变化，纷纷注目"两湖茶"，于是携带巨资到羊楼洞、聂家市开店办厂，积极贩运"两湖茶"。同治元年（1862）临湘茶叶贸易量上升至4382吨（见《汉口海关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临湘有茶庄40家，其中聂家市、白荆桥28家，羊楼司2家，云溪、横溪10家。（见清末张寿波《最近汉口商业一斑》）到清宣统二年（1910），临湘红茶总销量1482吨，青砖总销量8765吨，两项共计10247吨。 3.2交通因素 福建武夷山茶与"两湖茶"比，后者交通运输更加便捷。以聂家市茶为例：福建武夷山茶由崇安县过分水关进入江西省铅山县（又名河口），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信江入长江，溯长江转汉水达樊城（今湖北襄樊市）起岸，由陆路北上恰克图。从武夷山到汉口，旱路100多公里，水路550多公里，共约700多公里。聂家市茶以船载，由方志盛、方志昌、土地巷、康公庙、大桥等码头下到聂市河，经黄盖湖入长江，再经汉水至樊城老河口上岸，自聂家市至老河口水路不足200公里。上岸如同武夷山茶一样，改用大车陆运，每个商队常有大车千辆，穿河南至山西大同，然后分东西两路分销。东路，以张家口为集散地，除当地销售部分外，大部分北运，越戈壁至外蒙古的库仓（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改由俄商携往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还有少量茶叶继续北运至赤峰、锦州及黑龙江的漠河、海拉尔等地。西路，以内蒙古归化（今呼和浩特市）为集散地，就地销售少量外，其余继续北运至外蒙古的乌里雅及苏台等地，西运至包头、宁夏，以后又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各处。由此可知，临湘聂家市茶与武夷山茶相较，聂家市茶运输无旱路之劳，中途不需几度改包、装卸，水路也短约400公里。 3.3质量因素 湖南历代茶人高度重视茶叶质量，安化禁碑是湖南质量文化的缩影1 。安化历代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茶叶质量。从明初起，有关黑茶采造交易的制度常以地方法规形式予以颁行，刻碑立石，列于境内重要的黑茶产地或商埠，全体共同遵行。这是湖南早期质量文化的体现，也是湘茶在茶马互市中由"私茶"转为"官茶"的内因。 "两湖茶"的质量可与武夷茶媲美，这得到了俄国人的肯定。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出版的赵荣达著《晋商万里古茶路》一书第55页写道：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阻断了武夷山的茶路，眼看着交货期限将到，茶货硬是送不出去，这可把晋商急坏了。……无奈之下，晋商把现有的武夷茶和湖南、湖北一带收购的茶叶，全往俄国运了上去，晋商正苦于如何回答俄国人的责难时，情况却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俄国人品尝了两湖茶叶后，竟连连称赞，要求晋商以后就供应这样的茶叶。晋商真是因祸得福，十分意外。 国力衰弱，俄商排挤晋商。正如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载：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有种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所垄断。 原来，清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被迫签订《中俄陆路通商条约》，俄商循英商之例，深入到中国内地经商办厂，他们拥有轮船、港口和西伯利亚铁路，又独享输俄华茶的收购、制作、运输特权，深入中国内地收茶、制茶、贩茶，形成了以俄商代理华商的局面，俄商将中国南方之茶销往新疆、满蒙等广大地区。其中武夷山茶，先由俄商运到俄国设在我国的制茶中心福州加工砖茶，经海路运到天津，然后陆运到张家口、恰克图进行贸易；1900年，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后，俄商将中国茶叶运至中国沿海各口岸，再海运到海参崴，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欧洲，中俄茶叶之路的主线无需再穿越中国腹地了，昔日风光的晋商此时被迫将茶叶贸易拱手让给俄商。 5、电视剧《乔家大院》与"中俄茶叶之路" 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展示了晋商开辟"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描写了惊心动魄的酷烈商战，讴歌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在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湖南、湖北两省黑茶产业的发展立了大功。乔家确实是这条跨国商路上的佼佼者，晋中参与了这一壮举的商人其实还有不少，而以榆次、太谷、祁县的商人最多。今日已"开发"旅游的常家、曹家、渠家、乔家，都是昔日茶叶之路上的主角。电视剧不可能详尽无遗地记述这一历史场景，而把功劳归于乔致庸，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可理解的。电视剧以恢弘的场面展现了"中俄茶叶之路"的漫长与艰险，既有变幻的水路风云，又有陆路的大漠风霜，使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一代晋商的鲜活画面，晋商先辈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爱国敬业，成为后人楷模。这些无疑是该电视剧的亮点。 但该剧也存在"信口开河说茶史、强把湘茶作闽茶"的失误,幸好荧屏所展示的茶砖,在撕去所谓闽茶包装后,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所产茶砖上的特殊标识，清晰可见。《乔家大院》写乔致庸在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贩茶，不言及"两湖茶"，不言及临湘聂市茶,而说贩运的是武夷山茶，这与我国当年的"茶叶之路"的史实大相径庭,荧屏上所展示的茶砖，其真实产地与解说完全不合。 有些台词也违背了一些连中小学生都了解的地理常识。如武夷山本系赣闽之间的大山区，并无大江大河，而电视片中120条运茶大船从武夷山始航；又如，湘江本来在湖南省而不在江西省，武夷山茶外运不可能跳过江西省走进湘江、洞庭湖，再入长江去汉口。又如，武夷山茶北运，本来是在汉水北岸的樊城起泊,而电视片说是在汉水之滨的襄阳起泊北上，襄阳位于汉水南岸，在此起泊只能南运，怎能北运呢？这里错把旧时樊城作了旧时的襄阳。 《乔家大院》首播，一度引发知识产权纠纷。历史胜于雄辩，最后制作方不得不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签下法律文书承认:"《乔家大院》乔致庸所贩之茶为临湘聂市的青砖茶，而非武夷山茶"，并愿意在适当场合声明更正。湖南茶史上一度蒙尘的亮点重新闪光。（何培金 陈奇志 谢大海 卢明德 赵田初 周正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