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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乐古茶山，现今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所辖区域，是历史上著名的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之一，四面分别与景洪市勐养、勐罕、景洪镇，勐腊县勐仑、象明等乡镇相接，海拔在575-1691米之间，地处北热带、南亚热带气候的山区，年平均温度18-200C。气候条件优越，生物资源、土地资源丰富。境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物，适宜种植多种热带经济作物。古茶园土壤属砖红壤性的红壤，有机质含量较高，pH值在5.1-5.7之间，土层深厚，土壤肥沃。 攸乐古茶山历史上位居"六大茶山"之首，是云南大叶茶的中心产地，历史上最高产量达2000担以上。攸乐古茶山种茶年代久远，相传茶是孔明遗种，故尊奉孔明为茶祖。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曾设过同知府和专管捕"盗"的普洱通判。1942年国民党军队开进攸乐茶山，烧杀抢掠，茶农四逃，茶山荒芜，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发粮救济茶农，扶持茶叶生产，使产量逐渐上升。1993年攸乐茶山产茶1942担（97000多公斤）。 攸乐茶山是基诺族的聚居地，基诺族过去称攸乐人，一千多年前，攸乐人便开始在补远江(小黑江)两岸种茶。攸乐茶山明朝中期至少已有茶园四千亩以上，至今在龙帕村、巴来村留下的两干多亩占茶树其树围大多超过100厘米。明朝末年已有汉商进入攸乐山贩茶。攸乐茶山离澜沧江很近，澜沧江对岸是车里宣慰司，沿江而下便是东南亚各国。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为了掌控车里地区，同时也为了茶叶，曾计划将攸乐山的茨通建成滇南重镇：雍正七年(1729年)普洱府成立时，清政府在茨通筑起攸乐城，设同知一员，右营游击武官一名，驻兵五百，设盐课司，同时还规定，江外(澜沧江以西)的车里宣慰司要岁纳银粮于攸乐同知，清政府赋予攸乐同知行使的权力很大。 攸乐同知设立时，攸乐同知管辖的地域相当宽广，据清《云南通志》记载，攸乐同知管辖的地域"东至南掌国(老挝)界七百五十五里，西至孟连界六百里，南至车里(景洪)界几十五里，北至思茅界四百四十二里"，已接近于今天一个地州级别。由此可看出，清政府对攸乐山曾经有过进行深度开发和建制的设想。 然而，攸乐同知的设立受到了傣族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抗，攸乐山一带连年发生起义，加之瘴疠流行，使官兵、大员们无法驻扎下去，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才不得不将攸乐同知移至思茅。 攸乐同知的撤销使清政府改变了对西双版纳改土归流的部分计划，也使六大茶山在清代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县级行政建制。攸乐同知撤销后，攸乐山的贡茶由倚邦土千总监管。 清代二百多年间，攸乐山没有茶庄，攸乐人不做七子饼茶，但攸乐人会做竹筒茶和茶膏。攸乐人做的茶膏颜色乌润，内服可治霍乱、嗝食、伤风、咳嗽，外用可消肿化脓。 清代攸乐山有茶园万亩以上，攸乐山20多个寨子都产茶，攸乐山的茶一部分被思茅、普洱的商人买去，一部分被倚邦、易武的茶商买去做七子饼：攸乐山的茶至迟在道光年间已销到印度和欧洲，英国人克拉克在1886所写《贵州省和云南省》一书中已写到，东印度公司在大吉岭和加尔各答均有中国茶叶代办处管理倚邦和攸乐产的茶。 攸乐山社会发展缓慢，攸乐人进人民国仍在刀耕火种，山地里种点包谷之类的农作物，农耕技术不发达，狩猎和卖茶还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攸乐人总体生活水平较低。后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六大茶山茶业衰退，以茶为主要经济收入的攸乐人生活更加穷困。 1941年兵役和苛税已经让贫困的攸乐人难以承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已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而正在此时，易武的茶商杨安元在攸乐山收茶时又因不尊重攸乐人的习俗，引起攸乐人的愤怒，双方发生冲突后事态扩大：1941年12月，攸乐人联络瑶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举行抗暴起义，战事一直打到小黑江对面的曼林、牛滚塘、秧林、江西湾、倚邦等地：国民党动用军队也无法控制局面，后来还是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出面安抚，才将攸乐人起义之事平息下来：两年的战乱，使攸乐山经济、社会受到严重挫伤，人口减少、茶园大量撂荒。后又因连年烧山开地种粮，茶园损毁很多，但到20世纪70年代，保存下来的成片古茶园仍有三千亩左右。 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诺乡开始重振茶业，新植茶园一万多亩，留存的古茶园也得到重视和保护，如今攸乐山的茶园面积已位居六大茶山之首，古老的攸乐茶山正在重新崛起，攸乐人的日子也随着茶业的兴盛而越过越好。 居住在攸乐古茶山的基诺族人民如今还保持着传统的饮茶方法：在炎热的夏天，基诺人上山劳动，吃饭的时候，人们就会采来一些一芽一叶的新鲜茶叶，在地上挖一个小坑，用"冬叶"垫上，将采来的茶叶放进去，加上盐、辣椒等调料，用山泉水一冲，做成一道"凉拌茶"，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慢慢品尝，既当"饮料"，也当下饭的"菜"。"火烧茶"更是基诺族每家必备的茶叶，基诺族几乎每家都是应用这种方法制作茶叶。每当有贵客来临，好客的主人就会到村子旁边的古茶园中，采来新鲜茶叶，用野生的"冬叶"将新鲜的茶叶包起来，放在火炭上进行烧烤。当外面一层"冬叶"被烤干，能闻到茶叶散发出来的清香时，把茶放到茶壶里，加水煮沸即可饮用了。用这种方法制作的茶汤，清澈透亮，苦涩味轻，清香扑鼻，回味甘甜。 作为茶叶的原产地之一，西双版纳丰饶的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遗存，是它们共同见证了昔洱茶的发展史。因此，当我们撩开历史的帷幔，重新亲近六大茶山原始密林中的古茶树，重新审视长满苔藓的茶山碑，重新阅读弥漫历史气息的典籍，重新行走在马帮远逝的古道上，重新品味普洱茶那时光累积的滋味，我们不由得感恩这大地的恩赐。 攸乐，诸葛孔明南征时经过的地方 诸葛孔明南征时代--在攸乐的传说中，基诺族的灵魂仿佛屈服于遥远的时代，那些流亡者和栖居者都默认说，他们在诸葛孔明时代曾经是南征队伍中的土兵，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陈述着战争的语言，同时辗转于战乱之中。突然，空气中撑开了一片蔚蓝色泽，他们机智的领导人诸葛下令让南征的一些士兵留在了攸乐山脉，也许是为了保存力量，也许是为了安抚一部分人疲倦的灵魂。攸乐山，在那个时期已经显现出了它们传说中最原始的美，那种美开始摇曳着枝杆，孔明伸出了手，掏出了口袋中被日光所覆盖过的茶种，这些奇妙无比的犹如攸乐山米粒大的花朵，摇曳着来到留在攸乐山的土兵们的手掌中央。 这个历史上最亲切而从此被基诺人所崇拜的仪式，成为了攸乐山的所有基诺人永远拥载在历史长河中的吉日。就这样，诸葛孔明南征时代的地方，撒下了茶种，那是一片片用铁器在拙笨中开辟出来的沃土，那些松软的土质，或褐色，或深的咖啡色，土兵们从那一刻便放弃了用长矛跟随诸葛继续南征，放弃了长矛下的职责，因为茶种已经撒下去了，茶种很快就长出了幼芽。 幼芽在几夜之间覆盖了诸葛孔明南征时经过的地方，这个地方称之为攸乐，即世界上产生茶叶的天堂。我们在很多时刻都不知道天堂到底离我们有多遥远，因为在更多时刻，我们已经置身在天堂之中了。攸乐的城池中不知道装满了多少堆积品，它们只可能是茶种，不可能是大批名贵的丝绸和黄金。据说当诸葛亮离开攸乐山时，茶树已经抽芽，那些芽胚被倾入月亮和太阳的时间之中，从而使诸葛亮下决心留下那些土兵，也许从那一刻开始，预言家诸葛亮就已经看到了若干年以后，攸乐山荡漾的茶园中召唤更多的异乡人，在这城池中享受令人心神俱爽的神仙生活的场景；而在许多世纪以后，攸乐山，六大茶山最有影响的茶叶王国，将倾向于通过道路寻访到茶叶的品尝者，从而创造攸乐山源源不断的财富。 攸乐山，在很长时间里，都在力图满足着那些渴求普洱茶的嘴唇，就像诸葛的手杖舞动，茶树战胜了南征时代的瘟疫。我们的身体需要普洱茶，世世代代的人们都需要消费普洱茶的精神之谜，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中最纯洁而神圣的需求是为了保证身体的灵魂召唤。伟大的预言家诸葛亮也许从那一刻就看见了，攸乐山，六大茶山中保存着简朴和自然状态的山脉。自此以后，留下了南征的大批土兵。 他们纷纷抛开故事中的武器，他们似乎再也不需要用长矛创造历史了。他们留下来，一个令他们惊喜的世界出现了。在许多世纪以前的攸乐山，那些早期的茶农们终于贡献出了献给诸葛孔明的第一批茶叶，在木器中荡漾的茶色，以日光的那种金色，改变了攸乐山的沉默。自此以后，攸乐山再也无法沉默，因为孔明的后裔们已经开辟出了从攸乐山到外面的世界，因为随同岁月的迁移，由于挚热地追寻着茶史的理想生活，攸乐山也想在世界面前，证实自己的历史到底从哪里来，并到哪里去。 孔明的后裔，基诺族的灵魂地址 孔明的后裔们站在攸乐山的荒草之中，庄严地从孔明手中接过茶种，因为仪式简短，还来不及张望和倾诉，雷雨就降临了，雨的呼啸，随即将他们掌心的一些茶种吹向了荒草之地，当他们从午夜进入到黎明时分时，幼芽从荒凉中表现出了它们坚决的信念，以及神赋予其中的神秘特征，于是，一代代继承着茶树的栽培和茶叶的制作的工艺的茶农们把自己归向于孔明的后裔。 攸乐山是基诺族的生活之壤，基诺人从世世代代开始，就已经采用木头、石头在攸乐山修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居住地，回避着炎热的木头和石头的宫殿，使他们安居下来。他们触及到了茶树的根须，修建了孔明的殿宇，在世俗生活中，他们竟然借助于孔明的帽子盖造屋宇，也可以简称为"孔明帽"，孔明已经成为攸乐山的基诺族的茶祖。 那位遥远的茶祖如今住在攸乐山最高的宫殿中，他沉默无语地倾听着茶农们的倾诉，并施用内心潜在的力量改变着攸乐山的前景，每到茶农们倾诉时，孔明都要耐心地倾听，若干世纪以来，作为茶祖的孔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攸乐山的土地，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茶农的祈祷之词。 在攸乐山，基诺族的祷词犹如茶香般抵达你的心灵，祷词会因为季节的变幻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这一切。孔明都看见了，听到了，而每一个祷告人都具有茶农的身份，这是他们唯一的身份。 踏上绿色的山冈，我们即刻就会邂逅到数百年的龙帕古茶园的全貌，就像一个美貌的妇女，在举行过漫长的净身仪式、黄昏和夜晚的祈祷之后，开始显现出被历练的面孔，即使妇女的脸上显出了皱纹和沧桑，我们依然会触摸到美和美德的颂扬。龙帕山茶园，从清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已经成为皇朝的贡品之壤。 孔明的后裔们，穿着麻布裙装，俯伏在地进行祷告时，天已经亮了，时间已经溶解着天上和地上的露珠。茶农们从家出发到龙帕古茶园的路程并不遥远，就像祷词铺就的一条道路，很快，茶农们就已经开始站在茶树下了，这些世界上最圣洁的茶艺制作者们，世世代代都在傲然而独立地穿过龙帕古茶园。据说，在路上，穿越的茶王们可以把茶农们传说中的奇迹带到另一个世界面前。 基诺族，由于拥有了茶祖孔明的护佑，所以他们在一次次暗藏的生机中寻找到了一次次灵魂出窍的时刻；基诺族人的灵魂听说可以依附在任何一片飘动的茶叶上，可以沉在水底--与一些原始的神话交织在一起。那个神话源自孔明的茶种，它依附在时间中，这是唯一的时间，也是唯一的精神简史，自此以后，攸乐山和基诺族人可以超越人世间的屈辱和混乱，因为从古代到现在，想把攸乐山的茶树表现为灵魂和财富的理想永恒地罩住了他们的肉身。 基诺族的历史发展 相传在遥远的古代，造物之神阿嫫腰北造好天地后，有一年天降大雨，滔滔洪水淹没了田坝、山川，动物和人都被淹死了，只有麻黑和麻妞这对兄妹躲在一面大鼓里随波漂流逃过了这场劫难。洪水过后，大鼓漂到了一个叫基诺山杰卓的地方，劫后余生的兄妹俩走出大鼓，在这里结为夫妻，生育、繁衍了基诺族。后来。那蒙着牛皮的大鼓成为了基诺族人最神圣的祭器和乐器，每年农历2月的"特懋克"节，村里最高长老卓巴都要率领村民们举行剽牛仪式，围绕大鼓翩翩起舞，祈求这鼓声能震撼天地神灵，为人们带来兴旺和幸福。这面大鼓依照太阳的样子而造，四周镶嵌着形似太阳光芒的木楔，被基诺人称作"太阳鼓"。 从孔明山下来，横渡小黑江，从江边的新曼瓦村出发，去攸乐茶山的路依旧难走。等历经干辛万苦，真正进入攸乐茶山基诺山寨路段，一路走来的烂泥路，突然变成了一段崭新的柏油路。开摩托车的小伙子告诉我，这条路是刚修好的，直通景洪。这两年，攸乐茶山占了靠近州府景洪的地缘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和茶业，现在已成了六大茶山中发展最好的一个地区。 基诺又称"攸乐"。说起基诺族，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也算是少数中的少数了，人口仅有两万余人，是我国最后被确认的一个少数民族。干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攸乐茶山，以茶为生。在他们的创世神话中，不仅造物之神阿嫫腰北以悲天悯人之心为赶不上分天地的基诺人撒下了一把茶籽，让他们以此为生，据说"攸乐"之名也与茶有关。相传，当年诸葛亮南征时曾路过基诺山，在这里安营扎寨时怕兵卒掉队，便叫他们睡觉时头朝南，脚朝北，醒来时可以顺脚追赶部队。谁知士兵们刚好睡反，次日走错了方向。诸葛亮为了不贻误战机，也是留下了一把茶籽。基诺人自认为被诸葛丢落的士兵，因此自称为"攸乐"("攸乐"为"丢落"的谐音)。 关于这些，进山的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送给我们的宣传资料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拿着它们，我们边走边看，一不留神就闯进了一个正在开发的基诺族村寨。这个村子看起来明显比我们之前走的任何村寨都要整洁干净，一条专供游客行走的景观路线把村民的生活区巧妙地区隔开来。我们好奇地在村寨里转悠，试图找寻更多与茶有关的信息，可是有别于普通村民的装束很快引起了村里民兵的注意，他走过来问我们是来做什么的，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他把我们领进了村长家。 有关基诺族汉文献记载史于清代。据考，因基诺山盛产普洱茶，明未清初有汉族商人进入，推广种茶制茶技术，对基诺族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基诺山司土寨设攸乐同知，筑砖城，带"马步兵丁五百名"驻守。但六年之后，因瘴气厉害而裁撤，委任基诺族头目为攸乐土目，管理基诺山区。在清代以前，傣族土司对基诺山已实施统治，传说傣族召片领曾拜认过司土寨的基诺族长老为干爹，还娶过一个基诺族美女为妻，并生一子，后来此子当了召片领。傣族土司在基诺族村寨任命了叭、鮓、先级基层头人，而且还以前、后半山为单位，任命两个金伞大叭，各赐以金伞一把，鋩锣一对，锁链一条。每年这两个大叭都要在金伞的张盖下，在手持铁链、大刀和鸣锣开道的随从簇拥下，巡游各基诺族村落，以宣扬傣族召片领的统治权威。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在基诺山委任保甲长，保甲长与傣族土司任命的基诺头人相结合，主要职责是为地方政府催缴贡赋。1941年11月至1943年4月，基诺族在操腰的领导下，联合瑶、哈尼、布朗、汉等民族进行反抗，最终迫使云南省地方政府把车里县长撤职查办，3年内未在基诺山征税。 在1949年以前，基诺族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阶段渡阶段，由父系氏族制取代母系氏族制，大约也只有300余年历史，现在日常生活中母系氏族公社的遗俗还相当多。如在隆重的"上新房"仪式中，第一个手持火把登楼点燃火塘的是氏族内最年长的女性；在成语和古老的祭词中有"母亲是家长"的古训；只有母亲才有权为生病的子女杀鸡"招魂"；村社长老虽已是男性，但至今人们仍沿用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的称号"左米尤卡"，即村寨的老奶奶。基诺族的村寨，是由几个不同氏族的一些个体家庭组成的地缘村落。每个村寨都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村公社，村社各有自己的边界，其他村寨的人不得越界耕作。村社内部的土地占有制大致有：村社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个体小家庭的私人占有制。但公有制是主要的。在农业生产中盛行换工互助，狩猎中盛行原始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原始租佃、雇工、借贷关系已经发生，但并未出现不劳而食的剥削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派工作队进入基诺山，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基诺族人民发展生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生产和文化，使基诺族社会由原始社会的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诺山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采取以林为主，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现在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兴修了水库，建起了水电站，基诺山寨有了电灯。开始使用拖拉机，农产品加工也用了机器。砂仁、茶叶、紫胶等经济作物收入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增加。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多数适龄儿童能入学读书，还有一些青年在大专院校深造。乡建立了卫生所，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建康。 关于基诺族的来源，没有文字记载。据传说，基诺人先民由普洱、墨江甚至更远的北方迁至基诺山东部边缘一处名叫"司杰卓米"的地方。后来人口增多，分为乌优、阿哈、阿希三大支系。早期的基诺社会曾处于狩猎采集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传说要填饱肚子需要走九架山九条箐。而当时祭祀活动频繁，更加重了食物供给的困难。基诺族先民因此迁离"司杰卓米"向外发展，大部分人员迁到基诺山地区的杰卓山定居。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两项重大变革：一是废除了"巴什"(血缘亲属之意)内婚制，出现了"基诺洛克"的名称。"基诺"含有"舅舅的后代"的意思，"洛克"的含义是全体或整体。这显示在杰卓山时代已经进入母系氏族社会，而"基诺洛克"是当时若干个氏族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部落组织。二是发生了信仰习俗的变革，出现"人鬼分家"。"司杰卓米"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祖先神灵居住的"鬼寨"。当时形成了用生姜及芋头"驱鬼"等习俗。 在杰卓山时代的晚期，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传说当时已经有了过"特懋克"节，即"打铁节"的风俗，表明基诺族先民已掌握了金属工具而告别了石器时代；当时有了酿酒房，定期举行集市贸易，附近的其他民族都来赶集。大约在公元13世纪中叶，传说由于战争原因，基诺族先民迁离杰卓山分散到基诺山区各地建立村寨，这时发生了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的过渡，随后又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农村公社时代的过渡，农村公社成为各个村寨基本的社会形态单位，而在农村公社内部存在父系氏族组织。每个村寨由若干个氏族组成，每个氏族中最年长的男子即成为村寨的头人，由此组成农村公社的权力机构即"七老"组织。"七老"分别称为卓巴、卓生、巴努、生努、达在、柯卜罗和乃厄。其中"卓巴"及"卓生"的含义分别是为众人挑起担子的人及为众人开辟道路的人，这是村社的主要头人。人口较少的村社只有卓巴及卓生两个头人。 在近代，巴朵寨原来由两个氏族组成，分别产生卓巴及卓生两个头人，后来由于疾病流行，卓生氏族的男子全部死光，只剩下卓巴氏族。巴朵寨村民的婚姻原来遵守"巴什"外婚制即氏族外婚制的古规而进行，由卓巴氏族与卓生氏族互相联姻；在失去了卓生氏族以后，村民们只得打破"巴什"外婚制的古规在血缘亲属中开亲。卓生这一职务也在原来的卓巴氏族中产生(巴亚寨老人沙车及白腊者于1998年2月向笔者讲述)。 在农村公社时代，任何基诺族男子都有希望担任村社的首领，即使是残疾人也不例外，惟一的条件是他的岁数要比本氏族的其他男子大一点儿。每个村社都有两面木鼓，它是为纪念其始祖玛纽玛黑乘木鼓从洪水中逃生而制作的，若有人当选为卓巴或卓生，村民们就把木鼓送到他家的竹楼上挂起来，因为这木鼓是首领权威的象征。通过这种保管木鼓的办法，几百年来基诺族社会一直避免了首领的世袭制，避免其首领使公共权力转变为私人特权的可能。 在公元14世纪中叶，西双版纳的傣族召片领召坎勐娶一位基诺族姑娘为妃，于傣历713年（公元1351年）生下刀逻答（刀逻答于公元1391年继任召片领，时年40岁）。这件事反映了当时基诺族与傣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并由此使基诺人的事迹开始有确切的年代可供考证。后来西双版纳召片领的势力进入基诺山，通过上述亲戚关系任命司土寨及巴普寨的长老为"金伞大帕雅"，并在基诺族各个村寨分别委任了帕雅、扎、先等大小头人。至20世纪中叶，这种统治形式已经延续了200多年，但是并没有改变当地社会的原始农村公社性质。 18世纪以前，基诺山已经开辟出大片茶园。据道光《云南通志》第34卷、100卷记载，18世纪20年代，包括基诺山在内的六大茶山"每年约产茶六七千驮"。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设普洱府，又设同知，分驻攸乐"，为了控制这盛产茶叶的"咽喉之地"，在司土老寨动工修建"攸乐城"，驻扎500名马步兵丁。六年以后由于"烟瘴甚盛……兵丁多数伤损，其存活者亦皆疾病缠绵"，将攸乐同知及驻扎兵丁撤回。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司土老寨还残存着当时的城门墙垣及砖窑、水井等古迹。 公元1799年檀萃撰写的《滇海虞衡志》谈到："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所谓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慢而，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光绪《普洱府志》卷八说："五方杂处，仰食茶山"。雍正年间六大茶山每年产六七千驮，平均每座茶山产茶1000余驮，这与基诺山历史上"茶叶最高产量1500担以上"（《版纳文史资料》第四辑，第37页）的估计是大致相符的。据调查，"攸乐山在1937年尚产茶1201担"。（景洪市政协编：《景洪文史资料之三-基诺族》，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6、47页；张肖梅主编的《云南经济》第12章说，民国年间西双版纳茶山"以攸乐为中心"）。从18世纪初叶到1940年以前这200多年时间里，基诺山的茶产量经常保持在1000担以上。这些茶通过普洱转销国内的许多地区乃至销往国外，享有很高声誉。这显示基诺族与省内及国内其他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基诺人通过茶叶的生产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劳动者前来基诺山参与茶叶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基诺族结下深厚友谊。 1941年由于无法忍受当时政府的剥削及压迫，以巴卡寨的搓约为首的基诺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孔明仙下凡"的名义动员各村寨群众参加起义队伍，在三年时间内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最后迫使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车里县长王字鹅撤职查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勤劳的基诺族人民重建家园，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1956年被定为"直接过渡区"，即不经过民主改革而建立合作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并结束了原始农村公社制度。从1979年以来的20年时间里，通过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有关民族政策，基诺族社会经济正在经历跨时代的飞跃，进入更快的社会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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